《乐记》中中国音乐的传统观念“音乐的双重视角：宇宙的和政治的”音乐属于上天，并和人性中圣洁的一面相呼应“音乐是朝廷改善施政和个人提高修养的工具”不承认音乐的娱乐功能。

    古琴的思想是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是在历史长河中，由文人在对“琴道”的不断追求和完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同的因素加速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更有多方面的影响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尽力把这一发展过程勾勒清楚。因为古琴思想体系的规则从没有编撰成个集大成的文本，我们只能从各种文学资源中收集材料，再通过这些材料使我们对这一体系有更完整的认识。

    在开始这项相当艰巨的工作之前，我们必须对中国音乐的概貌有所认识。幸运的是，有一本特殊的文献保存了下来，使我们可以综合了解中国音乐的传统观念。这就是《乐记》，它是儒家的经典论著《礼记》的一部分。《礼记》的成书相对晚些，大约是在公元初年《乐记》由马融（字季长，79一166）编撰。然而，通过与更早的文献，比如东周一些有影响的哲学家作品中与音乐相关的段落相对比，发现《乐记》虽然成书较晚，但却包含了很多相对更早的理念。然而，《乐记》是按照儒家的标准写成，因此是士人音乐理想的权威代表。而且，直到近期在中国文学中，《乐记》依然是中国音乐文献的标准，在其后的音乐及音乐理论著作中被广泛地引用，因此我想我们尽可以将它作为讨论中国音乐概述的基础。这部著作包含了大量信息，不仅有关于音乐含义的内容，更有关于仪式中乐队的情况，以及祭祀乐舞的内容。对于音乐意义的论述大都散落于文章之中，我将尽量把与此相关的、最重要的材料系统地整理出来，逐一讨论。音乐的意义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依照视角的不同，一方面是它一般的宇宙的和神性的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具体的、政治的和人性的方面。

    从其一般的层面来说，音乐是整个自然界内在的和谐，可以包容天地。从其具体的层面来说，它可以应用于人，既包括个人，也包括政治统一体的成员．即“国”。在《乐记》中，对音乐的这两个层面都有详尽的论述。但因为此书是出自于儒家，所以很自然地对音乐的后一个层面更加重视，在整部著作中，音乐被认为是和“礼”分不开的，而“礼”、“乐”又是二个体面的政府所不可或缺的《乐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乐高于礼主要暨为乐包含了天之和谐而礼代表了地之和谐，乐可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

    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音乐与人是紧密联系的，因为音乐可以和人性中的神性呼应。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因为音乐是“天”的直接体现，明智的国君会利用音乐协助治理国家。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做先王著其教焉。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因此，音乐可以说是圣明君主把从上天感应到的美德，传给他的子民的工具。（P24）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但在演奏音乐的时候，因为音乐具有这些深层的含义，重点不应放在表面的旋律之美，和音符的文饰上。在所有精神之中，音乐的最终含义必须表达清楚。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因为（在礼乐中）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规则早已被古代的统治者发现：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追道之正也。在《乐记》中，除了讲述音乐在宇宙天道和治国方面的崇高作用，也有几段讲述音乐对个人的作用。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最后我引用一段话，描述了《春秋》对音乐的态度，儒家所认为的“理想的人”应是这样的：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从以上的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到，按照传统的理念，只有一种音乐可以称其为“音乐”：即仪 式中乐队演奏的音乐这些乐队是神圣的组织，是由先王为治理国家、教化个人而建立，因此演奏的音乐和表演的舞蹈绝不是为了放松或是消遣而对于独奏乐器，比通森］瑟来说，它们演奏的乐也仅仅是在仪式乐队中起作用时才称其为音乐在朝政腐化，国家将亡时，不、人些高尚标准、喜一人。但这些音乐往往不被称之为音乐而被称为“靡靡之曰；过这些音乐使人堕落，搅乱正常的男女关系、君臣关系，破坏立国的基础：础。它们与真正的“音乐”无关。